（作者：周成——空军航空大学副政委）  在20世纪东方影响世界发展进程最大的事，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提到这个进程，不得不提到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领导这个进程的核心力量，最初仅有五十多名党员，28年后竟然能够夺取全国政权。1927年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建立、只剩千余人的队伍，22年后竟然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政党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

　　就在同一时期，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政治力量，也有一些战斗力很强的立志救国的军阀。但最后的命运都一样，或失败消亡，或被“收编”。这种历史结局绝非偶然，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就具备的高度自信，而这种自信则源于其独有的优势。

　　一、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伟大的理想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用真理指导实践，才能走的对、走的远。

　　纵观党的成长历程，就是一部靠理论建党、丰富理论、发展理论的历史。在太行山时期，党组织为了让不识字的新党员学会运用理论指导工作，就把党的理论和工作方法编成“四字经”，让党员干部在识字的同时提高理论水平。他们每开辟一个根据地，都按照“四字经”开展工作，有条不紊地改革社会结构、改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水平、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等等，八路军就是这样在山区扎下了根，共产党也是在这样工作方式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一方面，共产党人信仰的理论是科学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社会主义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就是为人类谋幸福的理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大联合战胜了地主资本家的大联合”，就是最好的诠释。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真理原则，只要坚持实事求是，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有办法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会有生命力；“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原则，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方向就不会错，任何时候都会有凝聚力。所以说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基础。

　　为人民服务，从字面上看似乎和西方的“以民意为基础”相近，但实际上却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为人民服务不是满足所有人的眼前利益。朋友们都知道，如果我国当初把发展“两弹一星”的资源都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就不会有以后几十年和平发展的机会。其次，共产党能够看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清朝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有多少党派、志士救国图强，甚至献出了生命，最终都没有成功。究其因都是看不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是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土地问题”，从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第三，共产党不是代替人民实现利益，而是带领人民、和人民一起去实现利益，人民是主人，代替和带领一词之差，所蕴含的力量却存在巨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论是管用的，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满足了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方面的需要。

　　人类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无论大家是学习文史哲、政经法还是数理化，我们都要去认识规律，这意味着人类要合规律性地去生存。但是人类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因此人类的活动必然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众所周知，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步一步的推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目标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一系列“合规律的”战略战术，为最大限度的凝聚力量，我们把统一战线划到了日本人的脚底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成为国共两党的战略指导，1938年底，国军将领白崇禧就是因为读了老人家的《论持久战》，才改变了“武汉保卫战”的策略，把死守武汉变成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使武汉保卫战成为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相持的标志性战役。我们党的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等理论也使共产党在抗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那时，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队象赶鸭子一样赶到大西南，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器比国民党还差，却能够逆势渗透进华北，硬是把日军赶进了“炮楼”。由于华北地区到处都是八路军、游击队，日本人感到，不进炮楼，就睡不成安稳觉。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发展中大步前进。新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构想，体现了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它深刻思考并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应有什么样的担当、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中国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了智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二、有先进的组织制度保证

　　一方面，我们党有领袖有核心发挥关键领导作用。

　　列宁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如果一个政党没有核心，那就没有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无法带领群众去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巴黎公社就是因为没有核心，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镇压下去了。恩格斯曾尖锐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我党在建党初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更没有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党的总书记和负责人五易其人，导致中国革命屡遭挫折。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走上了胜利之路。

　　此后，我们党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形成了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以其特有的雄才大略，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展现出他作为所必备的领袖特质，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当之无愧，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我们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和先进的工作制度。

　　正确的领导需要先进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保障。西方人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发现，“中共”的单兵作战能力（人+武器）不占优势，他们除了勇敢，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不管战场形势如何变化，他们始终能做到应对及时准确，没有漏洞。即使在失去指挥员后，各个作战位置照样有序接替、联系顺畅，直到剩下最后2、3个人，还能照常运转。这表明他们的战前准备具备相当高的水平，这仅靠指挥员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就是中共的连队里有“董事会”和“议会”，“董事会”叫“党支部”，“议会”叫“士兵委员会”。党支部能够集中全连的智慧形成决议，并将决议落实到每一个作战小组、每一个作战位置、每一个官兵。“士兵委员会”在战前能充分发扬民主，为党支部决策提供支持，战后可以评判指挥员是否实事求是地落实了支部的决议，并有权罢免“不合格的指挥员”。他们把基层支部和群众组织称为“毛细血管民主”，从此，西方管理学界开始重视组织在管理中的作用。但是，西方管理理论并没有实现“超越”，从《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教材可以看出，他们虽重视组织的作用，但只是把“组织”作为“领导人”的工具。但我们的“领导人”是在“组织”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这样做的优势在于既能防止因个人误判造成的方向性错误，又能把组织决策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工作效率非常高。 

　　民主专政不是独裁统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才能走的快走的稳。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我是这么理解的，民主和集中不是对立的，民主的对立面不是集中，是集权，也就是为了防止个人说了算，需要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浮出水面”；集中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分散，防止极端民主化，为“达成统一的意志”，需要积极的酝酿过程。

　　东北老航校在建校初期，因学员连“四则运算”都不会，在“先学文化”还是“先学航理”的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经过大范围激烈的争吵、酝酿，意见竟奇迹般的趋同，在“实物教学法”上达成一致。这让日籍教员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三大民主”的神奇，他们甚至因为懂得了其中的奥秘，认为自己已成为 “日本八路”。老航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制度，因为有先进的组织决策制度，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智慧、激发力量，创造了很多人间奇迹，越过初级、中级教练机，直上高级教练机，自己动手把P51战斗机改成教练机。没有航油，自己用玉米造酒精代替航油。

　　党依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有科学的组织体系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进驻太行山时，因当地社会结构是以家族统治为基础的，发动群众非常困难。为把党的领导深入到社会内部，我党通过“静悄悄的革命”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建立了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工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很快就将农民最大限度地组织与发动起来。党组织把群众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形成骨干，又通过群众团体的党员骨干，实现对群众团体的掌握与领导。建军初期，毛泽东在军队内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能够对指挥员的指挥进行批评和民主监督，指挥员对士兵的管理就没有办法取代党对士兵的领导。现在正面临国家经济转型，基层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我们应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创新基层群众组织形式，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末端。

　　反观国民党，其败退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没有先进的组织体系做保证。蒋介石始终把军队作为自己的私产，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1924年成立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他就回浙江故乡招兵买马，教导团的士兵都是他的乡亲，军官都是他的学生。1926年又成立黄埔同学会，形成了一个黄埔系，做为他的嫡系力量。蒋的这些小动作确实帮助他在国民党赢得了权力地位，但在其地位稳定后，副作用就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蒋介石个人亲信集团的形成，导致国民党派系林立。另一方面，这些亲信团体是以个人利益为粘合剂形成的，一旦利益关系生变，团体就瞬间瓦解。

　　三、党员干部队伍受到了人民的敬佩和信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赢得民心，才能走的好走的实。在战争年代，革命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真信马克思主义，从而催生了创造新世界的情感和行为。农民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有对旧社会的憎恨，正是这种朴素而炙热的情感，弥补了认知的不足，让他们始终相信党跟党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信仰坚定，坚定的信仰是提升能力、砥砺意志作风的催化剂。

　　一方面他们坚持实事求是，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共产党人都是有本事的人，所以人民群众敬佩他们。歌剧《江姐》里有一首歌叫《共产党里能人多》，就是真实的写照。抗战时期，杨靖宇在一没钱二没枪三没人的情况下，能让山林队伍主动跟党走，凭的就是能力。周保中带领三十多人先攻占东京城（黑龙江宁安县管辖，因与日本首都同名，日军重兵把守），再消灭一百多日伪援军，是其军事才能赢得了东北军旧部的尊敬和信赖，为组建抗联打下了基础。

　　过去我们对党的传统宣传过多关注“不怕苦、不怕死”，忽视了党员干部的高素质所起的作用。建军初期，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骨干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10位开国元帅有8位或是黄埔军校毕业、或有留学的经历，延安时期，我军更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老航校聚集了当时全党最优秀的人才，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1924年就在孙中山的航空学校学飞行，毕业后又到苏联空军航校学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 其他领导骨干都是我党文化素质最高的精英，有新疆航空队的队员，有留美留欧的航空人才。

　　他们当时采取世界上最先进的训练方式贴近实战训练，学员一开始就飞俯冲、飞边界，所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战成名、一鸣惊人，中国空军先进的战术、技术让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很不适应”。最终让新生的中国空军以300：230的战绩完胜美国空军，开辟了“米格走廊”，为陆军把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服务，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力量的源泉。

　　解放战争初期的清风店战役，是人民群众信任支持解放军的经典案例。为先于国军到达我方设定战场——清风店，我军靠双脚夜行军200华里，没有群众的支援是不可能完成的。解放军官兵在行进中走着睡，走着吃。老百姓一对一接力保障，帮战士扛着携行物资，一直送到下一个村，交给下一个人；沿村群众像马拉松比赛的服务站一样，站在路边把干粮和水送到战士手里。反观国军的摩托化部队，从石家庄到清风店，90华里的路走了1天1夜，除了遭到游击队袭扰外，沿途到处都是老百姓挖的坑。那时的老百姓信任我们，打心眼里希望共产党能赢。